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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忆父亲

2012-07-04 12:53:11 来源:艺术家亲属提供作者:杜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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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去世快五年了,如今,他亲手栽下的樱桃树已高至二楼,掩映着他工作室外的阳台。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只是经岁月的沉淀,许多往事日渐显现出清晰的轮廓,每当我细细咀嚼它们,我发现,父亲就像一本曾被我束之高阁的老书,而今翻开,我不禁喟然长叹。

  一

  我对父亲的记忆始于刚刚学步的年龄,大概两岁时,在医院病房里。那天我一见到他,就在母亲怀里不停地哭,因为不喜欢他煞白的病容和四周消毒药水的气味。那时他远远地看着我,伸手想抱我却又缩回手去。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患了一种叫肝炎的传染病,害怕接触我。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父亲是那样陌生而遥远。因为他病得不轻,常年进出医院病房,而母亲是话剧团的演员,常被派去外地演出,不得已,我只好被外婆和姨婆接去照管。

  姨婆家在一条名叫放牛巷的老式弄堂里。推开厚重的黑漆大门,穿过院子里湿漉漉的青石板,踩着咚咚作响的木楼梯上到二楼,便是姨婆的家了。记得在那些窄而长的窗户玻璃上,有父亲用薄油漆画的各式各样的山水、花鸟,笔痕间漏出院子上方的天空,显得格外明亮。

  他和母亲一起来看我,一进门他就会轻轻喊我的名字,眼睛四处寻找我,而我总是躲在大人身后悄悄打量这个叫爸爸的人,并不愿意和他亲近。那时我很少听见他说话,甚至有几次,当母亲不堪忍受姨妈们对他的奚落而和她们大吵起来时,他依然默不作声,只是把受到惊吓的我搂在怀里。临走时他摸摸我的头,用无奈的眼神看看我,欲言又止。记得他和母亲离开时,他低着头,跨出院子大门,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沉默的影子。

  到上学年龄,我依然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家里实在窄得再放不下一张小床,我只能常年在许多亲友家辗转寄居,只是偶尔被父母接回家小待一段时间,每天蜷在一张为我特制的凉椅上过夜。

  算来我在少年时代前后寄居过的人家竟有十多户,姑姑、表叔、父母的朋友、学生、同事的家,我都住了个遍。为了找住处,我不断转学,如果跟不上开学时间,还不得不辍学,所以我从小念书一直断断续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

  其实,那时纵使在外四处寄居的日子不那么好受,我也极不情愿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家在一间仅12平米类似半地下室的小屋,窗外不足两米处,一道石砌的保坎和上面高耸的楼房几乎把光线完全遮住,室内阴暗且潮湿。这也是父亲仅有的“画室”,四周塞满了家具和杂物,中间空出的两平方米过道便是他作画的地盘。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从来没有在饭桌上吃过一顿饭,因为空间逼仄,到吃饭时间,将画板翻过来搭在一张木凳上,就成了我家的餐桌。

  那时,父亲紧锁的眉头和沉重的表情总让我颤兢害怕。平日看他佝身在斗室作画,两人大半天没说过一句话。每当一幅画完成,他的神情就像长跑选手终于冲过终点时那样兴奋而疲惫。他收拾完画具,总要点上一支烟,久久望着刚画完的画出神,入定般愣在那里。那眼神像是穿过画布瞭望到远方,一个无边无际的远方……直到我喊他,他才叹一口气,回过神来。

  当年的我还体会不出,父亲废寝忘食地画画其实是在对命运作殊死抵抗。对他来说,手里握着画笔就是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记得到访我们家的人一直络绎不绝,不像邻居家有领导和身份光鲜的客人进出,几乎清一色全是画画的,个个都对父亲极为敬重。好像他的心情很矛盾,既乐意和客人们呆在一起,可来人太多又让他担惊受怕。有一次,他叫人做了几个小木凳,母亲看见后对他说,你还嫌罪名不够呀?你在家病休,不怕别人说你私下收学生?于是父亲赶快把凳子藏在床底下。他还写过一幅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贴在家中,母亲见了又说,“千夫”指谁呀,你不怕又惹出麻烦?父亲听罢赶快收拾,只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挂在墙上。

  那时父母仅有的工资除了要负担寄养在姑姑家的姐姐和寄居在姨婆家的我,还要赡养双方老人,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又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营养,所以家里穷得时常借债,几乎买不起画布颜料。父亲的一些学生不是从单位的美工室悄悄送来一些材料,就是时不时请他去美工室作画“过瘾”——就像我偷偷在他的速写本上画飞机大炮撒野一样,他凡在外面不为画材斤斤计较画出的画十分酣畅。为了尽答谢的本份,那些画都归了招待他颜料和画布的东道主们。他的画散落无数,时隔多年,也不知那些画究竟还有多少被人珍藏至今。

  与那些仰慕者们的尊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别人对父亲随时随处露出的不屑与白眼。邻居家的女儿想要跟他学画,这小姑娘很快把她父母的话传给了我父母:“学画?像杜叔叔那样——连饭都吃不上!”

  我很小就隐隐知道我们家和别人家不同,我的童年没有玩具,甚至也没有玩伴。那时母亲每天去厨房熬药的次数多过了做饭,从公共厨房飘出的中药味成了这层楼的标志;加上我也身体羸弱,无形中也被打上了病人的记号,以至于许多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跟我玩。

  有一次,几家邻居都为自己的孩子买来了儿童脚踏车,那些天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得欢天喜地,站在一旁的家长们也看得一脸满足。这时我会远远躲在一边看,羡慕不已。不知什么时候,父母悄悄走到我身后,把我拉回了家。他们关上门,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吓坏了,以为做错了什么事,站在他们面前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父亲说话了:

  “方儿,你是不是很羡慕别人呀?”他的表情依然严肃,停了一会儿又说:“不要去羡慕别人,自己想要的东西要靠自己去努力!”

  他的声音很低,但格外坚决,然后用既像是要求又像是恳求的口吻对我说:“跟爸爸学画吧!”

  看着他慎重其事的神情,似懂非懂的我连忙点头答应了。他们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那严肃的神情和母亲在一旁的长吁短叹。

  多年后我才听说,他在单位一直受欺辱,曾经一度被打发到中学做代课教师。“文革”结束后,他这个寡言少语的老实人继续遭到轻贱,甚至不能回油画系任课。那时我还不懂得,贫病交加的父亲在肉体上、精神上忍受着怎样的折磨,也体会不出母亲为他的遭遇咽下了怎样的心酸屈辱。在我全部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气氛始终郁郁寡欢,正像山城灰暗而一成不变的天色,甚至笼罩着愁云惨雾。所谓“家庭的温暖”对我来说,只是从语文书上学来的、奇怪而费解的词汇。

  然而,或是透过父亲作画时,从他指缝间的香烟飘起的袅袅蓝烟,或是在日光灯弥漫开来的一片青光下,他七、八十年代的大量作品都一点点蚀进了我的血脉,不知不觉成了我特有的濡养。记得每天睡前,我的视线总是在满墙的画上流连,它们伴随我渐渐如梦,渐渐成长。

  二

  15岁那年,我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终于远走高飞,离开了我们这个凄凉惨淡的家。

  那是1983年,北京高校的气氛空前活跃,新思维、新概念层出不穷。我瞪着惊异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热闹,竖起好奇的耳朵听着从未听过的名字与词汇,每天囫囵吞枣,胡吃海塞。我开始跟着把“美”当做问题来分析,把情感当做学问来研究,把体验当做知识来学习,每天用尺子丈量“进步”的刻度,幻想尽快步入先进的行列。

  我开始嘲笑父亲的落伍,认为他画出漂亮的颜色就是庸俗,谈不出“主义”就是没文化,不谙世事和不善张罗就是愚蠢……

  转眼之间,我已经视他为被艺术和生活淘汰的双重失败者,他在我眼中的形象无异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我已经瞧不起他,唯恐步他的后尘。

  当然不只是我,甚至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态度也在急剧转变。那时,随着改革开放涌来的各种经济机遇,人们争先恐后踏上了自己的征程;同时,随着各种新的艺术风格的传入和逐渐流行,也伴随新生代艺术的崛起,父亲的成就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他昔日的追随者们纷纷各奔前程去了,剩下他被独自撇在了一个黯淡的角落,仿佛被一个全新的时代彻底抛弃。

  就在我读大二时,母亲也来到北京与我同校进修。跟我一样,身处广阔天地的她,对父亲曾经的尊敬也在迅速流失。更严重的是,时值“八五思潮”代表的现代主义浪潮正汹涌彭拜,横扫全国,父亲跟无数优秀的学院派画家一样,对何为油画艺术竟然也产生了致命的困惑,以至于前后有好几年几乎不知如何下笔,快画不出画来了。这还不打紧,更致命的是,他因此丧失了所有的自信。他的沉默像是一个无底深渊,眼中透出无边的落寞、悲凉、惭愧、忧惧、惶惶不安……

  母亲进修期间回到重庆,见父亲与热闹的美术圈子越来越疏远,来往的已经是没什么出息的三教九流,于是抱怨、数落、指责愈加激烈频繁。每当母亲喋喋不休,父亲总是默默点上一支烟,一句话不说。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借当时还相当有限的涉外旅游窗口,零零星星卖一点画,然后把钱一笔一笔寄给远方的妻儿。后来我听说,特别不容易向人开口的父亲,曾经去找过一个广告公司的熟人,想接一些画广告的活,凭劳动力挣钱。可别人哪敢用他,不要说他在美术界赫赫有名的身份,看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高架上爬上爬下也不是滋味,所以别人只好婉言谢绝了他。多年后,我读到他曾就这事写信给一个弟子的感叹,“……一个个朋友都有了作为,而自己仍这样窝囊一生,真令人难过。”满篇字字浸着心酸和自责。而对他出门找活干的举动,我还是有些意外。

  父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他有别于常人,凡面对在他看来非同小可的事总是书生气十足,即便在他最自卑自责、最需要挽回局面时也是如此。

  母亲在北京为他操心奔走,文化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国美协主席纷纷对他的画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并邀请他到中国美术馆办画展。当着母亲的面,他回答他们说“我还需积累,不急于求成”,婉言谢绝了所有人的好意。随后,宣传部长又来信邀请他跟自己合出一本诗画集,父亲也马上回函解释自己的画“不适于配诗”。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一连四次抛弃机会,让母亲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母亲自然是恼羞成怒,对他大发脾气。不过,她何尝不明白,父亲不过是在重复以前的老路。

  “文革”结束后,父亲的知名度曾经吸引来一些升任高官的文人墨客,不论他们待他有多好,也不论他自己在单位的处境有多差,多渴望调离,他一律把他们当做“庶民朋友”,从不开口要他们帮忙。

  我早知道母亲为他伤透了心,见他固执得油盐不进,也暗暗同情起母亲来。自我睁开眼睛那天,我看到的就是身材娇小的母亲充当着家里唯一的劳力,哪怕山城的盛夏是著名的“火炉”,她顶着高温为父亲找一味中药跑遍全城也是家常便饭。也不知有多少次,当她得知父亲在外受了气(比如领导故意不给他批病假,讥讽他不过是装病),看着躺在床上只会生闷气的父亲,她眼中充满了悲愤与无助,有几次甚至转身跑出去跟人大闹一场。父亲后来回忆说,那些年如果不是有母亲的守护,他可能早就没命了。我明白,母亲其实和天下普通女人一样,希望丈夫一朝扬眉吐气,为家庭遮风挡雨。

  说到父亲,记得母亲无数次叹气道:“我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呀!”当她来到热闹非凡的北京,经历了一番人生观的冲击,特别又见父亲对她的煞费苦心毫不领情,她终于对他彻底绝望了。这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我感到父亲就像一个被捆住手脚的囚犯只等宣判到来,果然没多久,母亲态度决绝地离他而去。婚姻,代表这个世界宣判了他的彻底失败。

  刹那间,父亲的整个世界被撕得粉碎,他已经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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